吴波（1906—2005），1906年出生于泾县茂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3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战于陕甘宁、晋察冀、华北解放区，长期供职于保障供给和财经战线，曾任新中国财政部第五任部长。1980年从部长职位主动退下来，出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多年来，他始终保持革命传统优良作风——严于律己，严以治家，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他的高尚情操、高尚品质和光辉风范，直至今日仍为家乡人啧啧称道。

公私分明

1978年春天，吴波带领有关司局成员一行，深入江苏无锡调研。正逢星期日，大家商定去观赏太湖风光，正要出发，只见副省长一行官员已等候陪同,吴老一看认真起来说：我是第一次来无锡，所以赞同去太湖看看，你们是一地之主，太湖去过多次。今天休息，哪家都有点事……就不要都跟着了。听吴老这么一说大家只好同意，最后由市长一人陪同。

中午，吴老提出回招待所用餐。市长告知已在太湖饭店安排用餐。步入餐厅见餐桌上摆放了很多菜肴，吴老犯难，不吃吧菜已上桌，吃吧影响不好，这么多人又去何处用餐？犹豫之后，还是勉强与大家一起吃完午餐。餐后，吴老让秘书给酒店交付5斤粮票和50元餐费（按国务院规定，出差人员每日3餐，粮票1斤，餐费1.5元）。吴老作了说明：“付费目的是不让酒店记我们的账，我们8人费用，已大大超过了规定。”

气清风正

1980年4月，年逾古稀的吴老从部长职位上主动辞退，组织上安排他去黄山疗养，途经合肥市——这是他阔别安徽将近60年第一次回皖，省财政厅接待，省老干办安排食宿，邀请已经离休的原省财政厅长江干城和原财政厅副厅长刘孝民二位老同志会晤，陪同参观一下合肥市内名胜。时任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获悉，前往看望，由书记严佑民代表省委招待晚餐。谁料第二天吴老便让秘书到省财政厅办公室交付餐费现金20元。

接着省财政厅领导安排吴老去黄山，吴老声明两个不准，不准派车接送，不准派人陪同，要买票乘长途班车或乘火车前往黄山。这让厅领导深感为难，后经再三说明，获得吴老同意由省厅派面包车送往，派一位因公出差徽州的非处级干部顺道随车伴行。

到黄山后，一切由随行秘书照章登记办理各项手续，吴老偕夫人入住疗养院。安排停当之后，秘书返京途经合肥，按吴老之嘱交付40元汽油费，同时转达吴老意见：疗养期间，不让省厅和徽州行署财政局去人看望与馈赠礼品。一个多月后，吴老夫妇结束疗养将回京，基于思乡之情，想在途经芜湖时，绕道宣城（吴老年少时曾于宣城水东镇学徒）探视一下，再回久别的故乡——泾县。省财政厅商定，由管理处派车送至芜湖，吴老断然拒绝，不让人接送，坚持买了车票乘长途班车。省厅与芜湖市财政局为保障安全和节省时间，决定派车送吴老夫妇去宣城，又遭吴老否定，执意乘火车。次日来到火车站被告知宣城客运不通，只通货运，不能成行，吴老为之怅然，旋即改变方向，购火车票经南京转返北京，就这样结束了安徽之行。

轻车简从

吴老少小离家，阔别故乡，逾六十春秋，莼鲈之思，时萦于怀。为实现回乡探视愿望，几经筹划，终于1981年6月，吴老与夫人邸力结伴偕行，回到了根生土养的故乡——泾县茂林。村人都知道他是国家财政部长，且又是他离井别乡第一次返回故里，本以为虽说不兴前呼后拥衣锦荣归，至少会有地方和部门官员迎送陪同，可眼前竟然只见三人同行，轻车简从，悄无声息、冷冷清清，且自行入住旅社安排食宿，让人大惑不解。原来吴老行前已与省财政厅领导约法三章，不让陪同、不让接送，彼此“只好从命悉遵其意”。吴老夫妇朴素衣着，举止谦和，交谈问话，平易近人,不像是位大干部，看不出一点官架子，待人“小意”（泾县方言，称人谦逊），和蔼亲切，不经意间走近了群众。吴老遇到了年少时共读村塾的同学吴本科，久别重逢，感慨万千，讲往事，谈变迁，忆师长，话“奶娘”。吴老感怀赋诗：“去时乌头归白头，白头喜见少年游。村廓依稀今又是，物换星移六十秋。”返留数日夜，他只与当地县乡领导短暂会见，不显居高临下，谦虚慎言，以示礼仪。离去时二老悄然告辞乡亲。诚然，吴老大爱无私，没给故乡带去好利，市井之议在所难免，说他糖果也没带来一个。众口难调，有人对吴老的不理解，又何足为怪。别去茂林，他们特意前往云岭瞻仰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抚今忆昔（当年他在陕北），缅怀先烈，吴老又赋七绝一首：“义师受阻万山群，争说江南新四军。今日神州齐奋起，愿将四化慰忠魂。”随后，仍由随行秘书陪同自费乘车离泾经芜返回北京。吴老参加工作后唯一的一次故乡行，就这样静悄悄结束了。

厉行节约

1983年，陕西省在米脂县建“杜斌丞纪念馆”。杜斌丞是孙中山在日本建同盟会组织者之一，北大教授、著名爱国人士，曾为杨虎城将军高参，吴老当年做地下工作者时曾任杨虎城将军秘书，三人关系密切。1947年杜遭杀害。纪念馆建成开馆，省领导接受杜氏家属建议，邀请吴老前往参加开馆仪式。途经延安，行署领导热情接待，他们知道吴老是革命老前辈，离开延安已40年，理应好好款待，便在宾馆安排一套高级套房，再三申明请吴老不必介意。可吴老却认真起来清坐一旁，拒绝入住，直言回绝说：“我来延安是回娘家，不用招待，如要我住高级套房，我明天就走。”听着几近固执的回话只好遵从，改换普通客房，吴老入住，他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些同志把住房、坐车看得很重，是不良风气。我们正在整风，就是要纠正这种不正之风，要从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做起。”离开延安，转往太原时，省财政厅领导为尽地主之谊，提出陪同游览当地名胜建议，吴老说：“你们是厅长、是领导，许多工作要忙于处理，哪能迎来送往陪同游览，我们也是因公而来，就不要浪费人力财力浪费时间了。感谢你们的好意。”工作结束，离开山西，省厅鉴于吴老行将八旬，年事已高，决定另派小车供吴老专乘，又被吴老推谢，坚持与同行人员一起乘坐面包车离去。

20世纪50年代时他已是部级高干，却不让单位配车供他专用，每天上下班，独自从家中步行半个多小时去位于三里河的单位办公室，有时挤公交往返，别人劝说，“你是部领导,，乘公交、步行不合适也不安全。”他回答：“有什么不安全，领导脸上又没字，谁知道。”他继续坚持乘公交或步行，后来一次在离家不远处被自行车撞跌受伤，财政部受到公安部批评后，他才接受了配车。

修身持家

吴老不仅廉洁奉公，持家修身方面，也是严以律己，立下诸多家规。如：不做寿、不过生日、不送礼、不受礼、不宴请、不装修住房、不置固定资产等。所在单位按规定发给他的护理费，他不让领，发给副食品他不让要，弄得秘书与财务不好安排工作，十分为难。后辈们半开玩笑半带认真地说他“无视制度，以言代法，搞特殊化”。吴老矜持不让，却笑着说：“特殊就特殊，不在乎这顶帽子。”自身生活从来朴实节俭严谨，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出游。厉行节约，克勤克俭，甚至连洗菜涮碗乃至洗澡用过的水，都要留着冲厕。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开始编纂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新县志，笔者时任《泾县志》总编，曾登门拜见吴老，按约到达吴老寓所——北京西四大酱坊胡同。此处为普通的一处四合院，环境洁静，房舍陈旧，且不宽敞，与我想象中的官邸大相径庭。吴老在客厅兼书房中会见我，这里能见到的除了列满书籍的几爿书柜和两列旧式茶几木椅、旧沙发而外，别无陈设，简陋至极。听说部里多次要给吴老住房装修，更换破旧家什都被拒绝，多次为其换房改善环境，被他拒绝，就这样在老旧宅一直住了4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房管部门测定该房属危房，需大修，吴老这才被迫迁住重新分配的万寿中甲11号院。

吴老十分朴素。一身普通面料中山装穿了二十多年，一件睡衣穿了几十年，补了又补。日常就穿布鞋，一副老花眼镜盒表面绒布破的露出铁皮，仍旧照用，直到镜盒无法开合才换，尽显朴素之风。吴老用的车不上档次，去中南海开会常被门卫视为工作人员用车挡在一旁，到最后才得以放行进入。司机很有情绪，建议换用“红旗”轿车，他坚持不换，诫勉司机说：能坐就行了，后进去不影响开会就成。人家“看车待人”有什么好计较的。

1986年，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秉乾提议，由他和项怀诚等几位副部长每人拿几十元凑份子，为吴老庆祝80大寿。他们与吴老商量，吴老坚决不同意。他说“请等十年到九十岁再讲吧”。几次劝说均遭拒绝。生日那天，担心还会来人给他祝寿，一早便让司机老蔡开车去西郊公园呆了大半天。也难怪，吴老家中从没过生日一说，更别说祝寿了！

乐于助人

吴老对自己生活虽自持节俭，但却古道热肠，慷慨解囊，乐于助人。在人生最困难时期，他一直长年累月从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让秘书帮他一份份分别寄出，接济旧同事贫困家庭和子女，他认为给这些年轻后辈关怀不仅是帮助他们生活解困，更是争取他们与党同心同德，有志向上，将来为建设祖国效力。诚然，其中一些当年受过接济的青年，后来不少成长为优秀人才和优秀领导干部。他原来的司机家在农村，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困难时期回家务农，一天找上门来到他办公室，吴老见他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知其定是走投无路，难以启齿，随即面嘱秘书从自己工资中取100元，直接寄往司机家中。后一位司机蔡师傅20多年中水电房费全由吴老担负。

教子有方

“无情并非真豪杰”，吴老与常人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子女，对他们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身体力行培育着良好家风。在他身边长大的孩子，业余时间他关心爱抚，有时带在身边吃饭，在家中时偶尔会在孩子额上亲吻一下，偶亦讲述春节时在中南海和主席一起开会，大桶捞面条吃的情景，讲述国家领导人优秀品质，寓教其中，慈父的温暖给孩子留下美好温馨的记忆。然而吴老在对子女的成长——学习与工作，则持尊重鼓励原则，任凭子女自主审慎选择，不加干预，但他非常重视他们的品德修养，言传身教并要求严格。吴老虽身居高位，子女们也属高干子弟，但谁也没“达官显贵”意识，共同的感受是“从没沾上父亲的光”，吴老强调“男儿志在四方”“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要求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绝不允许打着他的名号在外办事”。

吴老四个儿子和儿媳都自愿或服从分配远去他乡“流落在外”。老大初中毕业便去甘肃支边，条件艰苦，自不待言。许多同去的北京青年回了城，吴老则鼓励他坚持扎根，就这样从办事员干到县公安局长直至退休病故。老二从学校毕业入伍参军，1958年随部队缩编去北大荒，部队原本让他锻炼半年调回，吴老获悉立即提出起码锻炼两年，就是不让提前调回。老三也下放去北大荒农垦单位当教师，生活艰苦，就是不让提出调动，只在生活上给予适当关照，20世纪80年代初，遇上派往香港进修机会，吴老得知后不以为然，提出“人家为什么不派别人去，偏让你去”的质疑，硬是让农垦部给卡住了。在任职国家经委某司时，因工作需要，组织上拟安排老三出任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吴老得知又持异议，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不可在财政部归口管供单位工作，竟然否决了组织决定。老四90年代初还是一名待业人员。吴老的四个儿媳都是出身寒门，除了三儿媳是留学生高学历，其他文化都不高，大儿媳是招待所服务员，二儿媳是单位职工，四儿媳还是被长期聘用的临时工，她们也都远在异地他乡。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有的已经离岗退休了。

2005年2月20日，吴波同志走完了99年一生，当日下午以吴威立（第三子）为首的全家儿孙聚集合议，一致表示尊重父亲“做一个无产者不置固定资产留给后代”的遗嘱，郑重写下了“退房申请”各自签名，当众递交财政部派来的负责同志，就这样将吴老生前居宅全部交还了国家。唯一留下的只有一张三万元存款的银行存折，别无长物。

吴波同志以良好的家风家教，塑造着孩子们的人格品性，展现了老一辈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良好形象。“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吴波同志生前自甘清贫，身后囊橐萧然，其“勤奋、清廉、求真、务实”的高尚品德，为身边同志做出了表率，为儿女们的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更为党风、政风、社风吹进了一泓清涤之气，令人赞叹记惦，香馨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