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泾县有个千年古村叫作厚岸，坐落于黄山之北，九华山之东，镶嵌在著名风景区桃花潭、太平湖和查济的环抱中。厚岸村中街有一幢清代宅院，砖木结构，屏风、围墙、花园、书房，堂厅一进三间，石础木柱，雕花楼阁，这就是王稼祥故居。厚岸，人文景观令人心动，红色传奇使人神往。就在这个历史文化厚重、自然生态优美、民俗风情淳朴的山村里，孕育了中共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泾县厚岸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和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泾县厚岸。王稼祥祖父王俭候做夏布生意，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县弋江镇经营油坊、黄烟，家境较为殷实。母亲查端，娘家为邻村查济，她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乐于接济穷人，深受乡亲尊重，晚辈们均称她“端奶奶”。王稼祥前边有两个姐姐，王招德、王珍玉。他最小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备受大家喜爱、呵护，祖母吴芝还特地用麻布为他做了个辟邪的护身符。

王稼祥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难的中国人民要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整个国家政治黑暗，军阀割据，官场腐败。社会上处处以强凌弱，民不聊生，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王稼祥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童年生活给了他走向革命道路最初的影响。与岳飞、毛泽东的母亲相似，王稼祥的母亲查端的美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王稼祥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王母出身查氏望族，对独子疼爱有加，从王稼祥三四岁开始就教他读书认字，讲杨家将、岳飞、戚继光及《三国》《水浒》等英雄人物故事，培养其行孝道、讲规矩、尊重长辈、同情接济穷人等品行，5岁时，就要他练习毛笔字。与此同时，王母要他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他经常帮母亲干些端茶送水、盛饭洗碗、打扫卫生等杂活。童年的王稼祥在母亲良好教育下，聪颖懂事，品德端正，受到乡邻们称赞，为后来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7岁的王稼祥进入本村柳溪小学读书。该校由其胞叔王鸿安创办并任校长，师资整齐。他的启蒙老师王惠舟和后来的私塾老师王淡人均是为人正直、知识丰富的好老师，言传身教、治学严谨。王稼祥白天上学，晚上在家挑灯夜读，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倾心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各门功课都非常优秀，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尤其英语成绩最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王稼祥求知欲望特强，经常借读一些课外进步刊物，从小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五四”运动消息传来，他心情激荡，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厚岸及周边群众世代农耕，民风淳朴，勤劳本分厚道，王稼祥耳濡目染，从中受益。王稼祥在家乡生活了16年，家乡给予了他正直、向上、有为的品德，使他形成了初步的“兼济天下”的人生观，他立志要做一个改造社会，为革命而奋斗的“先觉青年”。王稼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贡献之大、历史作用之高，与他在家乡的少年生活是分不开的。

1922年，16岁的王稼祥升入南陵乐育学校，第二年以优秀成绩免考保送进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圣雅各中学，王稼祥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其中以中文和英语成绩最为突出。他和同学们从事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组织演唱会、辩论会，创办《狮声》刊物，以反对奴化教育。

1924年冬，父母在家乡为王稼祥包办了一桩婚事，将一位没读过书的姑娘查瑞香配给他，虽然婚后生育一子，但王稼祥对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十分苦恼，于是他毅然将婚姻和家事放置下来，前往推翻旧制度的革命阵地，以寄托自己的身心。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芜湖，王稼祥和同学们冲破校方阻拦，举行追悼大会，王稼祥讲演《三民主义与中国》，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思想与精神，倡议后人要发扬三民主义，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参加社会和政治革命。

1925年9月，王稼祥结束了圣雅各中学的学习，来到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下旬，王稼祥离开上海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长达5年时间。在这期间，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初步了解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掌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结识了米夫、何子述、瞿秋白、宋庆龄、沈泽民、张闻天等进步人士。1928年2月，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的王稼祥，应该说其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已基本形成，并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已经是一位初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1930年3月，王稼祥满载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浓厚的革命热情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上海，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总编辑。后与任弼时、顾作霖一起被派往江西，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执行委员、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副主席。作为中央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稼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筹帷幄的决策层的重要成员。

在中央苏区，王稼祥除了参与事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些重大决策外，还针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以及红军政治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每次战役，王稼祥总是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道共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坚持正确的方针路线。1933年4月27日，王稼祥与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在江西省乐安县谷岗村召开重要会议时，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打穿了肠子，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能及时有效抢救和治疗，弹片没有取出，留下了后患，从此，伤与痛陪伴了王稼祥后半生，直到去世。

1934年1月，王稼祥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离开瑞金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作为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的王稼祥带伤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王稼祥时而走路，时而坐担架，忍受了极大的伤痛。就这样，他为党和红军的命运着想，多次力主召开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博古、李德“左”倾蛮干，导致中央红军处处挨打，尤其是1934年11月，在渡湘江时，指挥不当，遇到湘、桂两军的猛烈夹击，红军付出巨大牺牲，从当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王稼祥挺身而出，主动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商量，彻底解决“左”倾冒险主义。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李德、博古“左”倾错误，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候投了“关键的一票”，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为挽救党和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193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1937年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客观全面地宣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使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朱德等有了正确的认识。1938年8月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抗日救国的方针路线，指挥了多次重大的战役，并取得多次胜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准确地传达了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指示，从而纠正了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右倾错误主张，统一了全党的步调，维护了党内团结，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领导机关有了空前亲密团结的氛围，使党和军队从此走上正轨，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38年8月至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驻扎王稼祥家乡泾县，王稼祥非常欣慰，对叶挺、项英等既支持又信任。其父王承祖几次要王稼祥出面找军部领导解决私事，王稼祥都予以拒绝，不徇私情，不干扰军部正常工作。1938年11月6日，王稼祥经毛泽东介绍认识了朱仲丽，此后，两人经常交谈，彼此增加了解，加深了感情后经组织批准结婚，成为终身相伴的革命伉俪。1939年，王稼祥兼任中共华北、华中工委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1941年9月，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组长毛泽东）。王稼祥对新四军的建设、发展和作战十分关心，多次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研究新四军重大事宜并作出一系列指示。“皖南事变”发生后，王稼祥与毛泽东等领导多次致电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等，为新四军突围、重建军部作出了重大决策。1942年，参与领导全党全军整风学习。1943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重要文章，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44年，因伤病复发，不能工作。1946年5月，赴苏联治病。1947年，病愈回国，在哈尔滨任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部长。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

1949年10月，王稼祥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2月回国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3年，兼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2月写信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对外工作的一些方针性建议。大概内容是：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辞令上要缓和一些，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对亚非拉贫穷落后国家的经济物资支持要量力而行。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一伙扣上“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精神和身体上受尽了折磨。

1973年，王稼祥在党的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王稼祥已是68岁的老人，他战争年代身负重伤，一直处在病痛中，“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即使这样，他还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还要求出来工作。1974年元月22日，江青一伙重提“三和一少”，要大力批判，王稼祥听到后心情沉重，甚为忧虑，24日接到电话通知要他第二天上午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夜间心脏病突发，凌晨停止呼吸，走完了他伟大、光辉、悲壮的一生。（陈志宏  肖华）

红色印记

王稼祥的一生是极其光辉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都坚定顽强地为实现党的理想不懈奋斗。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畏艰险和挫折，他服从真理，光明磊落，从不揽功诿过，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永远是泾县人民的骄傲，永远激励着人们向着真理、光明、和谐、美好去奋斗，他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其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