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为防治农村财务公开“雾里看花”、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官”自治等问题，2004年6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率先建起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下，“后陈村经验”迅速在全省“落地生根”。这一大胆创新，使浙江在加强基层民主管理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中央多位领导同志相继作出批示，高度肯定浙江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实践成果。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规定，这一来自浙江等地基层的新经验如今已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

风展红旗如画
——浙江着力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纪事
记者 陈晓哲 施扬 颜新文 张思思

浙江富，不仅富在城市，也富在农村。动辄上亿元的资产，使得村级组织不再是“清水衙门”，“村官”也成了“含金量”颇高的岗位。随之而来的村务公开、村财务管理、农村建设工程招投标等问题逐步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成为引发农村干群矛盾的“导火索”。
　　
　　若想勇立潮头，唯有变革创新。血脉中流淌着创新精神的浙江人，始终把顺应时代要求、夯实执政之基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探索出了一个又一个党风廉政建设的“浙江创造”，发端于武义县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就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探索：开拓村务监督新途径

 

“不合理的支出，数额再小也不能报销。”在杭州市余杭区三角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沈丽美边说边打开三角村几年来的账簿。记者看到，从几元到几十万元钱，一笔笔收支情况都清晰记录在册，每笔收支的最后，都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五名成员的审核签名。未经审核或审核不合格的支出是不能过关的，这是浙江在全省农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的一个明显变化。
　　2004年，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拿到土地补偿款100万元。这笔钱怎么花，引发村民上访风波。村民诉求就两个字：“分钱。”而村干部的态度也很坚决：“不分，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矛盾迅速激化。很快，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驻了这个村，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摸清“症结”：此前村里有个采砂场，承包给谁？承包款多少钱？钱花到哪里？村民大多不知情，每年至少几十万元的承包费，村民一分没见着，而连续3任村干部都因经济问题“落马”。这次转让土地款，放在村里，村民不放心，担心又被村干部“挪用侵吞”。工作组与村干部、村民代表连续4天开会到深夜，最终达成共识：设立第三方监督组织。
　　
　　当年6月18日，后陈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产生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新的村务监督机构首先在人事上独立出来。成员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只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其职责是监督村委会工作。同时规定，村里所有财务开支必须经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此举，开了全国先河。
　　
　　随后，温岭、天台、嘉善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村级民主监督机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明确指出要在全省推广。之后，省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并召开农村组织建设专题工作会议，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进行总结推广。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务监督组织，全面落实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真正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推进：村监会在3万个行政村“落地生根”

 

　　“去年村里决定建个小会议室，承包工程的公司报价为41万多元。村里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进行论证，并请村务监督员监督。”安吉县横山坞村“大学生村官”兼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朱晶晶，谈到当时的场景激动地说，“搞工程，我还真是门外汉。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我发现报价中的材料费和市场价有差距，人工工资也偏高。于是在村监会的提议下，村里请来了审计单位对这项工程进行了审计，最终审计的造价为35万多元，节约了一大笔开支。”
　　
　　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实现村民对村务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经过几年的探索，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认为，在全省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时机已经成熟。2008年，《关于完善村级民主监督组织，加强村级民主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浙江省委、省政府办公厅文件下发全省,《意见》对村监会的性质、组织设置、成员的任职和终止条件、工作职责和权利义务等做出详细规定，标志着全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迈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按照“试点先行、总结完善、稳步推进”的思路, 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项工作，在全省各地积极稳妥地展开。到2009年11月底，全省30032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覆盖面达到100%。
　　
　　各地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创新性工作。天台县出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员培训规划》，建立由检察、农办、民政、农经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专家库，组建政策宣讲团，对村监会成员进行专题授课、现场指导；定期召开村务监督员“碰头会”，交流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取得的经验教训，解决不会监督、越权监督的问题；余杭开展“满意村监会”创建活动，由村民代表会议对村监会成员进行信任度测评，解决不愿监督的问题。

 

深化：确保监督在正常轨道运行

 

在余杭区三角村合作社仓储项目工程工地上，村民们经常看到沈丽美、高国培等五位村监会委员的身影。沈丽美说：“我们一是看工程进度，二是看工程质量。如果一天不去工地，心里就不踏实，总觉得愧对村民们对我们的信任。”
　　
　　2008年三角村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时，沈丽美等人被选为村务监督员，可以列席村“两委”班子会议，监督村务财务公开情况，审核财务报账凭证，必要时还可建议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像沈丽美这样的监督员，目前浙江全省已有数万名。然而，面对监督，村干部大多不恼反喜：“有了村监会，我们更能放开手脚干工作。”
　　
　　在天台县街头镇后岸村，村干部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村里进行“农居改造”，有部分村民需要先拆房。70多岁的陈定山老人带头表态：“尽管拆！”村干部问：“您住哪？”老人答：“不用管，自己解决。”老人说，村干部办了什么事，花了多少钱，通过村监会的公开，他都看在眼里，知道村干部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
　　
　　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两委”工作，及时发现村务工作中的差错和问题并启动纠错程序，促进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此同时，村监会成员为村民答疑解惑、消除村民对“村官”和村务的误解，搭建起干群对话的平台和桥梁。
　　
　　余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方东晓说：“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消除了村民对村务活动的各种猜疑和不信任，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多了，关系也更融洽了。越来越多的村民支持村‘两委’工作，积极为村里的事务出谋划策，村干部的干劲越来越大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成效：实实在在看得见

 

　　地处嘉善县开发区的优家村，因征地拆迁有了上亿元的集体资金。但是由于管理不规范，加上原村“两委”领导有经济问题，干群矛盾突出，群众多次到省市县反映村干部的问题。一段时间，开发区领导陈贤明几乎天天接待优家村上访群众，“我们都说优家村该叫忧心村了。”陈贤明说。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优家村账目查清了，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理，更重要的是，选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近年来，通过强化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民怨顺势而降。今年67岁的屠龙春，曾经是全县闻名的上访户。“几年来上访光路费就花了5000多元，打印的资料一个人都挑不动。”屠龙春感慨地说，“现在，我已经习惯通过正当渠道去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对村里的工作大家也都放心了，都是公开、公正的。”
　　
　　武义县后陈村自从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村里大小建设项目都实行了招投标，重大事项必须听证。通过公开招投标，有效节约了村公共建设费用的支出，增加了村集体土地承包款等收益；通过村监会跟踪监管，提高了村公共建设工程质量；通过账务审核，有效杜绝了各种不合理的开支，村经济合作社的年招待费明显下降。现在，后陈村的各项租金年固定收入达23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4年的4100元上升至6000元左右；村民年终从过去的“零分红”到现在的人均12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还能获得500元的养老金。
　　
　　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据统计，全省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成效的认可度持续提高，从2006年的76.22%上升到2011年的84.3%。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农村党员干部的信访举报逐年下降，2009年较上年下降6.71%，2010年又下降了15.5%。
　　
　　正如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总结的那样：浙江农村的实践证明，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是规范村干部用钱用权行为、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载体，是畅通联系沟通渠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积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