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案子能解决吗？”
　　“难!一来国家没政策，二来事情拖太久，查不清，而且，这上访人‘一根筋’，精神不正常，这事，实在没法解决。”
　　“假如这个上访的人，是你的父母，或者是我的父母，这事能解决吗？”
　　　面对着省纪委领导的追问，这位基层干部沉默了……
　　　近年来，山西省信访呈现出“农村群众上访多、基层信访事项多、涉纪信访案件多”的特点，基层涉纪信访占到总信访量的75%。其中大多数是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的腐败和损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看似不大，却引发群众大量上访的基层涉纪信访难题？
　　真情化解千千结。在“群众有理、干部有责、问题有解、基层可解”四个推定前提下，山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将集中治理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满怀真情，切实把群众当成亲人，下移工作重心，压实基层解决问题的责任，在解决基层群众涉纪信访案件的工作中大胆破题。

 “千组包千案，百日大会战”
　 　 让上访群众早日回家　
　　刘瑞也曾被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的“一根筋”。作为阳城县芹池镇小西村的村委委员，他就是不明白，村里那150万集体款花在了哪里？怎么花的？
　　也曾来过调查组，可是，每次的调查结果却难以令他信服。于是，顶着村民甚至亲人的不理解，从镇到县，从市到省，刘瑞一上访就是三年。
　　去年7月，县纪委书记李庆平带队驻村，破例邀请刘瑞参与调查此案。3天4夜后，当村里几年中每一笔账的往来、每分钱的去处全部摆在桌面上时，村干部伪造审批手续、挪用专项资金的违纪事实水落石出。　　
　　刘瑞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像这样因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引发的涉纪信访积案，在基层有多少？　　
　　1038件！这是省纪委有关部门全面排查、梳理出的基层涉纪信访案件数量。这些基层涉纪信访案，多产生于侵占挪用各种补贴款、非法转让占用集体土地、农村“三资”管理混乱……有的涉案金额并不大，有的甚至只是因为基层干部对政策把握不准。可是，一笔数目不大的账目，一个随意的执法行为，一次有意无意的利益侵犯，伤害的可能就不只是身边群众，更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望着摆在案头的这一本本卷宗，省纪委、监察厅领导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些群众身边的难案积案，让那些仍奔波在上访路上的群众早日回家。　　
　　2011年7月8日，“千组包千案、百日大会战”在山西拉开序幕，一场解决基层涉纪信访难题的攻坚战打响了。山西省委下发动员令，成立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兆前为组长的省领导组，要求全省近万名纪检监察干部，组成千余个信访工作组，分赴各地农村，“问题不解不收兵，案子不结不回营”，力争在100天内使1038件信访积案得到基本解决。　　 

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纯清作出批示：“这项工作抓得很及时，一定要认真研究、周密部署、扎实做好。”　
　　时间紧，任务重。“白加黑”、“5+2”的工作方法成为各级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常态。省纪委信访室主任郭晋刚告诉记者，说是百天，其实，绝大部分地市都只用了二三十天，最多的也不过两个月，就将任务全部落实到位。
　　“能在短时间里解决问题，关键还在于责任明确、领导重视。”平遥县纪委常委阴清芳说。百日大会战中，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建立起领导干部包县包案包事责任制，省纪委、监察厅领导班子15名成员每人包一个上访重点县，市和县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员每人包1至2个信访案件，做到辖区内案件一案一组、一事一组，责任到人。拿她负责的案子来说，她负责案件的具体查办，区委书记是该案的第一责任人，市纪委副书记督办，省纪委领导督导检查，所以案子办起来非常快。
　　“萝卜拔太快，会不会不洗泥？”针对这种担心，各工作组严把证据关、手续关、处理关，并创造性地建立了每日会商、限期办结、集中约谈、“一案一台账”、“办结加审结”等制度，通过下派督察组、签订协议书、开展“回头看”等措施，保证了短期集中治理的办案质量。
　　2011年10月8日，全省百日大会战总结会上传出的消息令人振奋：1038起案件全部在基层得到化解，结案率达100%，查实率达79.8%，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27人，移送司法机关103人，收回违纪资金4137万元。　
　　  14年的上访积案为何能在两个月解决
　　   转变基层干部作风势在必行　
　　裴迎川整整上访了14年！这是临猗县纪委书记薛学农在百日会战中，接到的省市领导批转的一个“硬骨头”。　　
　　有多大的冤屈，让这样一个普通农民，14年如一日，奔波在省城，甚至北京的上访路上？　　
　　为查清事实，调查人员先后从公检法机关调阅了26本案卷，查疑点、找线索，询问了34名相关人员，核实有关证据，仅调查报告就写了24页。　　
　　调查结果不但让薛学农吃惊，更引起他的深思——裴迎川案的起源居然只是因为一起简单的邻里纠纷。　　
　　1998年，裴迎川在黄河边养殖的甲鱼失窃，他怀疑是本村村民杨某所为。但是，当他报案后，相关部门推诿扯皮，延误了破案时机，使他开始了第一次上访。　　
　　随后，裴迎川与杨某发生了打架伤害案。有关部门为了短期的“维稳”指标，对裴迎川夫妇采取了不当司法措施。从此，裴迎川“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为讨一个“公道的说法”，告别妻儿，抛下渔场，走上了艰难的上访路。　　
　　2011年9月28日，当裴迎川亲耳听到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并拿到补偿款时，一家人相拥而泣，从此息诉罢访。　　
　　14年的上访案，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得到了解决。　
　　一件普普通通的信访案，折射出的却是一些基层干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省纪委副书记杨森林感慨地告诉记者，基层干部在处理一些群众诉求时，自由裁量权很大，可深可浅，深一点就能突破，浅一点可能就推诿扯皮，使案情从小变大，从简单变复杂，甚至变成积案难案。深浅之间，丈量的是一名基层干部对群众有没有真情，是不是能把群众的事当成亲人的事来办。　　
　　是啊，为什么几十天甚至几天就能解决的问题，会拖上几年甚至十几年？为什么可以在乡镇解决的问题非得惊动上级部门才能化解？为什么有的地方一件信访积案也没有，而有的却有十几件？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到位，没有把这些工作上升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和谐稳定大局的高度来认识、来对待。”李兆前说，“只要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真正负起责来，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及时解决，矛盾就一定能够在基层化解。”　　 

转变基层干部作风势在必行。从今年3月起，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开展“下基层、转作风、抓信访、促稳定”活动，切实巩固百日会战成果，变上访为下访，组织全省纪检监察信访干部下乡驻村化解矛盾纠纷，包案包事解决涉纪信访问题。努力完成“五个一”工作任务，即：化解一批群众赴省进京上访事项；解决一批久拖未决、疑难复杂上访老户问题；查处一批基层涉纪信访案件；抽查一批百日大会战中解决的信访问题和事项；督促落实一批基层涉纪信访工作制度。　　
　　探求破解难题的根本途径
　　建立长效机制提升科学化水平　　
　　“一根筋”刘瑞，终于替村民们讨回了公道，也因此得到大家认可，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被选为村委会主任。　　
　　从一名状告村干部的“老上访”到今天的村干部，刘瑞感触良多。在他看来，村里的事其实很简单，就两件事，一件是“钱该怎么花”，另一件是“事该怎么办”。　　
　　所以，他当选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县纪委同志一起，根据在案件查处中发现的监管漏洞，建立完善了村务、财务管理方式，“公开，对自己来说，是监督；对群众来说，心里亮堂了，咋能不支持你？”他告诉记者。　　
　　“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大会战’是做好基层涉纪工作的有效办法，但可为而不可常为，可建一时之功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李兆前认为，做好基层涉纪信访工作，根本在于集中治理整顿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哪些领域、哪些环节容易发生涉纪信访问题？根据对百日会战中排查出的信访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各地纪委、监察局积极组织城建、国土、民政、财政等易发生信访案件部门，一起建立健全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村集体工程招投标等农村“三资”管理制度。针对案件查处中发现的村干部监督管理的空当和盲区，监督不到位、查处无依据等问题，试行村干部“辞职承诺制”，重新修订完善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制度》，建立了《关于对重点村“两委”干部实施重点监管的办法》……
　　与此同时，一批在百日会战中总结出的有效管用的工作方法，也被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形成解决基层涉纪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　　
　　“两项制度、三个办法”，即排查预警研判制度、领导干部接访制度、涉纪信访接访办法、信访事项案件督办办法和责任追究办法，已作为晋中市基层涉纪信访工作常新长效的基础保障。　　
　　吕梁市推进信访案件各部门公开听证办案方式，并尝试聘请律师参与审核案件，保证案件的合法合规。　　
　　以农廉网为基础，运城市强化网上举报受理、投诉受理、专项举报受理、实名回复查询、政策法律咨询等功能，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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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建立完善170余项基层涉纪信访工作制度，有力提升了信访举报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2011年10月，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涉纪信访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包含5大机制24条意见，对加强基层信访举报机制、问题排查化解机制、问题处理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和工作保障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构建起解决基层涉纪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　　
　　2012年3月，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建立完善领导预约接访、包案下访、信访联系点等3项制度，以省纪委文件下发；6月，与省委组织部、省信访局联合制定了《山西省党员领导干部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以省委办公厅文件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