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国 华

（泰兴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1937年10月2日，在抗日救亡的怒潮中，经过国共两党的艰苦谈判，原坚持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将士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百折不挠、英勇善战，由一支积小积弱的游击部队成长为举世无双、敌闻丧胆的铁甲之师、威武之师，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光前绝后的赫赫战功。然而，在颂扬新四军折冲御敌、披胆为民的丰功伟绩同时，我们却怎么也不能忘记新四军同样更是一支清风劲节、泾渭分明的文明之师、廉政之师。在新四军的身影过去几近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透视他们那段风云激荡的反腐倡廉历史，无疑会给世人带来许多教益与启示。

一、新四军开展反腐倡廉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新四军成立之初，全军只有10300余人，6200余条枪支，平均人手不足一支枪。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削弱新四军，坚持不肯给予正规军的编制，也不愿补充必要的武器装备，这使新四军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成为“胎里穷”的晚娘部队。然而，新四军却没有因为自己装备落后、环境险恶、物力艰困而放弃整军经武、廉洁为民的建军方针。因为这样做是基于特定的境况所致。

党军性质要求它反腐倡廉。1935年11月下旬，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听取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随即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了在全国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党随之又放弃反蒋抗日策略，改为决定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日寇步步逼进的侵华铁蹄，不得不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等条件，于1937年10月2日同意将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但是，在改编过程中，国民党为了控制和削弱新四军，不肯给新四军以正规军的待遇，还企图派一批国民党人到新四军内担任要职。党中央和毛主席洞察秋毫，一眼识破国民党的阴谋，严正指出应从抗战利益出发编组新四军，坚持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的独立性，不准国民党插手新四军。这就决定了新四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的党军性质。1941年6月，为了进一步强调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时为代军长的陈毅同志也在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将新四军建成铁的党军的口号，要求新四军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特质，保持新四军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派性。然而，要真正保持鲜明的无产阶级党军属性，就必须克服一切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腐朽思想和作风，其中包括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因此，新四军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面前，考虑的是国家、民族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要想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新四军义无反顾地必须高扬反腐倡廉的旗帜，大力践行廉洁从政，严明治军的建军方略。

外部环境倒逼它反腐倡廉。1938年1月，分散在湘、鄂、闽、赣、粤、浙、豫、皖八省十三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按照中央军委的指令，纷纷走出深山峻岭，先后来到安徽的岩寺、云岭集结。5月，新四军一、二支队又向皖东和苏南进发。由于江南是当时有名的所谓“温柔之乡”，烟馆、赌场、妓院比比皆是，这些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不可避免地对新四军产生负面影响。据初略统计，那时在江南的几个要冲城市，其烟馆、赌场、妓院竟达二三百家之多。在这些香风毒雾、枭鸾并栖的环境下，新四军少数意志薄弱者必然会倒在石榴裙、大烟杆之下而不能自拔。加之日伪军大搞所谓怀柔政策，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腐蚀收买我方蜕化变质分子，为其奴化政策服务。如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的粮食股长郭兆祥，原是一位红军游击战士，但他经不住诱惑，被淮南妓女小桃花勾引上，并携枪与其秘密出逃，后接受日伪特务特训，又重新返回十七团潜伏企图搞破坏。由于新四军及时侦查识破他们的阴谋，才防止了不测事件的发生。因此，新四军面对这种香风飘熏、歌舞迷魂的侵袭和日伪军的怀柔伎俩的进攻，要想真正保持革命军队的无产阶级特质，就必须坚决反腐倡廉、从严治军，以发扬红军时期的光荣传统。

溶共阴谋决定它反腐倡廉。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蒋介石为敷衍中外舆论和迫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剧升级，不得不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明国民党同意团结共产党御侮抗敌并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为恶不悛，他在无法用武力剿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后，改剿为抚，改打为拉，妄图通过所谓的溶共政策，以达到他们剿灭中共，吞并我军的目的。于是，他们一方面在同意改编南方八省区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的同时，一方面又命令南方国民党省区设立招安委员会，或派出官员及共产党的叛徒进出深山招抚收编游击队，梦想把南方游击队收编为国民党的保安团。在他们的这些阴谋行径遭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游击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后，即又通过报纸、电台和特务机关公开或暗中进行策反，以高官厚禄拉拢、收买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在苏中一师就有151名人员被国民党特务分子策反叛变逃跑。其中一旅41名，二旅47名，三旅63名，七团的侦察排集体叛逃。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指出在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后，各地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整训，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保持过去红军的革命传统，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因此，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在针对国民党新的反共政策和政治阴谋面前，新四军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这是拒腐防变、强军抗敌的必然措施。

民主政权需要它反腐倡廉。新四军成立之初，江南沦陷已达半年之久，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日寇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掠，各地汉奸应劫而生，一些苟且偷生的地主、资本家也公开宣扬失败主义。因此，当时土匪猖獗，盗贼蜂起，仅茅山地区就有数十股。武进、江阴以东，自封的“游击司令”少说也有二百多个。这些地痞流氓武装多为豪绅地主、帮会首领、汉奸土匪所把持。他们割据一方，明征暗抢，胡作非为，人民非常憎恨，称之为小日本。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也扩充实力，遍设关卡，欺压人民。广大人民天天躲鬼子，夜夜防盗贼，不堪敌伪匪特的蹂躏，迫切盼望新四军帮助他们建立抗日击敌、保家安生的人民政权。但是，群众又担心新四军与国军一个样，怕人民政权换汤不换药，一样欺负老百姓。因为，当时新四军用的是国民党的番号，穿戴的是国民党的衣帽，打的是抗日救亡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认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也认不清谁是新四军,谁是国民军。由于人民群众受尽了国民党的盘剥，也受够了国民军的欺凌。他们骂国民党是“刮民党”，骂国民军是“扫帚星”，对其深恶痛绝。因此，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果与国民党的政权面目相混，不分青红皂白那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四军也就很难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敌后站稳脚跟，有效打击敌人，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鉴于此，新四军如不坚持廉洁从政，抗日为民的正确路线，就难以有别于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正是由于新四军奉行了廉政为民的抗日宗旨，在华中敌后建立的8个行署，20多个专员公署和164个县级政权，普遍采取了“三三制”民主体制，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当年民众传唱的“民主政府是我家，为民抗日顶呱呱”的革命歌谣就是生动的写照。

二、新四军推进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

以政治思想教育为先导。新四军认为，不能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理想信念出问题，进而导致政治动摇、思想变质、生活腐化，是造成腐败的最重要原因。反过来生活上的腐败也是导致理想信念丧失，进而导致政治动摇的基本原因。要消灭这一现象，就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从政治上来坚定动摇分子。为此，新四军建军后，特别重视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加强对高级干部的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如经济学、中国问题、联共党史和哲学等，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文化修养，进一步升华他们的思想认识，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观。其次是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政治教育。新四军组建后，及时提出要百倍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特别是基层连队党支部和所有党员，要求他们都要具备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布尔什维克的党的组织观念，成为最好的群众模范。因此，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教育成了部队全体党员的政治必修课。再次是加强对普通士兵的教育。新四军根据部队所处的环境、条件和需要，制订了士兵政治学习细则，规定对每个普通士兵至少要进行为期三个月到半年的集中整训教育。整训教育又分入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种。入伍教育主要是学习军事基本技能和军人内部管理条例等，文化教育主要是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必要的基础政治理论。通过教育，让每个士兵懂得为谁当兵，当什么样的兵？鼓励他们勤奋学习，英勇打仗，立功授奖，争当模范，从而提高他们应对各种腐朽思想侵袭的能力。

以干部率先垂范为榜样。俗话说，己正则不令而行，己不正则有令不行。因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新四军在大力倡导反腐倡廉的过程，特别注重领导自觉垂范，干部率先表率，用实际行动感染部队。坚持朴素不特殊。1942年是新四军最困难的时期，部队供养不足，指战员每天只能吃三分钱（抗币）的伙食，有的部队甚至只能吃野菜充饥。身居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由于长期的辛劳，患有严重的胃病，机关食堂想给他做点有营养的饭菜。刘少奇知道后立即劝阻。他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人民现在受苦，战士们吃得也不好，我为什么要搞特殊。带头勤俭不奢靡。1940年1 月，陈毅和张茜在溧阳县水西村结婚时只用了两个喜字一碗面，稻草铺床就完事。新婚没有结婚礼物送给妻子张茜，陈毅就随手赋诗一首相赠，算是送了一份大礼。执行纪律不苟且。1944年春，新四军一师在东台三仓小镇陈昌柏家中开会，粟裕的一匹小白马把陈家的一棵枇杷树皮啃光了。他知道后立即向主人做检讨，并自己掏钱赔偿。粟裕怕啃光树皮的枇杷树难以存活，便托人从如皋买了一棵黄杨树苗送给陈昌柏，并亲手栽下树苗作补偿。秉公办事不徇私。1938年底，新四军军部驻安徽云岭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父亲王承祖从临近的黟县来找副军长项英，想为芜湖一个被新四军地下特工抓获的汉奸说情，项英得知王的来意后，勃然动怒，拒不接见。1939年初，王承祖再次来到云岭，要讨保安徽南陵县一个奸商，因此人是王稼祥的同窗，其父要求看在儿子的份上放了他。但项英不徇私情，再次拒绝了王承祖的说情，为部队作出了表率作用。

以法规制度建设为根本。防腐败要靠制度，治贪腐重在法典。在反腐倡廉，从严治军过程中，新四军始终把制订法律法规和完善各项有效制度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他们以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为蓝本，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制订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1941年夏，淮南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办事处颁布了华中地区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厉行廉洁政府，肃清贪污腐化，使其符合民主抗日要求”。1941年11月苏北区政府又颁布《淮海区惩治贪污浪费暂行条例》。1942年2月，华中行署颁布了《财政经济政策草案》，严格规范财政、粮食、贸易、合作社、货币发行等单项规定。1942年5月又颁布《财经审计制度》，把监督反贪污浪费的执行情况纳入制度化审查。1942年6月苏中区率先颁布《苏中区各级行政人员公约》，盐阜区接着颁布了《盐阜区各级行政人员奖惩暂行条例》，苏北区同时也颁布了《淮北苏皖边区行政纪律暂行条例》和《财政人员守则》等细则，对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罚进行了法规的量化。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各行署或专员行署纷纷颁布施政纲领及反贪污浪费惩治条例的同时，各抗日民主政府也相应出台参议会代表选举法和政府组成人员选举法等法规，为有效管理政府公务人员提供了抓手。为新四军规范部队指战员的日常行为准则，军政治部及时制订了《新四军十大军规》、《新四军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和五不走、三不准、五不得等纪律条规。可以说新四军从建军开始，到挺进敌后抗日根据地，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容风纪等方方面面都建立了一整套有则可依、有纪可守、有制可遵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自成体系，相互制约，有效构筑了反腐倡廉的制度大堤。

以严格执法履规为震慑。有法可依是抓手，执法必严是要求。新四军制订法规制度就是为了惩治犯罪，所以一旦发现腐败行为，就坚决惩处，决不手软。1943年靖江县孤山区财经分局主任丁渭南利用职权贪污公粮9000余斤，海安雅周区区长杨鹤天侵占公款600多元，并与敌伪勾结。事情暴露并经侦查核实后，二人先后被依法处以死刑。1938年6月，新四军一支队机关炊事员邢某，在驻地村子里奸污一名妇女，引起群众的愤怒。虽然这位炊事员是个老红军，曾经对革命有过贡献，但陈毅却决断地说，召开公审大会，王子犯法，一律同罪，枪毙！1943年苏中一师从东台李堡开进三仓鲁西时，一个战士在站岗时抄了一位挑海渣的老乡腰包，搜去了100元储蓄票子。粟裕知道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最后作出判处死刑的决定，并于第二天押赴刑场枪决。1942年3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署机关管理员杨和生因贪污310块银元，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3年9月，津浦路东六合县移居乡乡长钟太仁贪污受贿淮南币120元，经查实并报经淮南行政公署批准后执行枪决。苏北大丰县垦北区委书记马坚，是个抗日英雄，因私卖公盐谋利也被执行枪决。新四军之所以严格执法，关键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物资十分匮乏，敌伪、顽、我三种政权相互较量，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取信于民，而不得不采取的严苛措施。

以民主管理监督为抓手。加强民主监督，是反腐倡廉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为保证党内的民主监督，新四军在军部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在各级指挥机构成立了军分委、前委;在师以下的部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或党委、总支、支部等。各级党组织经常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开展模范共产党员和模范党支部的创建活动。这种健全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抗战期间，华中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在县以上单位建立了参议会，区、乡、保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后，各地相应颁布了参议会组织条例，赋予参议会的监督职能。明确规定参议员有听取同级政府工作报告及提出询问之权，有审查同级政府经费预决算之权，有改善民生及应兴应革事项建议之权。新四军军分会还要求，县以上党委增设党政军民共同巡视团，代表党政军民四方面巡视下级工作。各行政公署规定，领导干部要经常以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时间用以巡视下级工作，并及时把那些贪污分子、腐化分子、鸦片分子和敲诈勒索分子清理出来，并立即予以撤换和法处。同时，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250多种报刊杂志。如《苏中报》、《盐阜报》、《拂晓报》、《淮海报》和《共产党人》等。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报刊杂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监督作用，各抗日民主政府作出了对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奖惩情况进行登报表扬批评的规定。由于有了这些规定，报刊杂志对党政机关出现的腐败现象，毫不客气地予以揭发，并进行尖锐批评，同时指出其危害和纠正办法。对于工作清正廉洁、业绩出色者，予以表扬，并总结经验给以推广，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

三、新四军反腐倡廉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反腐倡廉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与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水火不容。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新四军及其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各级民主政权，正因为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宗旨教育，反对一切不良倾向，才逐渐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锤炼成党领导的抗日铁军，把分散在华中敌后的各民主政权建设成廉洁高效的抗敌堡垒。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廉洁奋斗而赢得革命胜利的，新四军也是依靠廉洁自律而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如果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新四军放弃党的领导，不能持久坚持反腐倡廉，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不能提高军队的党性，增强战斗力，有效打击敌人。可以说，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要靠党的领导去完成，现在巩固政权，振兴中华仍然要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去实现。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把反腐倡廉工作完成好，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也只有共产党有能力来领导。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反腐倡廉决策决议、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方法途径，才能更好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反腐倡廉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透视新四军廉政建设的成就，无比清晰地说明，树立群众观念，坚持走群众路线，反腐倡廉工作就有群众基础。如果没有群众的参与，不实行广泛的民主监督，即使有再好的廉政建设措施也很难达到应有的廉政建设效果。与此同时，新四军加强自身反腐倡廉，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夺取抗战胜利，换取人民的生存权。因此，坚持群众观念，依靠群众开展反腐倡廉，究其本质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所以，坚持马列主义的群众观，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仅是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归宿。

反腐倡廉必须以制度制约权力。政权是统治国家的机器，权力是政权运行的魔杖。用权审慎为民，则人民幸福安康;揽权扰民伤民，则人民损失遭殃。实践证明，权力的滥用是腐败的根源，只有管好权力，才能从源头上限制腐败发生。在抗战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建立了将近180多个县级以上民主政权，使用了上万名政府公务人员，他们手中掌握了根据地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武装和司法大权，如果政府不廉洁，公务人员不奉公，必然为群众厌弃而无法立足。尤其是在抗战的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同国民党一样同流合污，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那就不可能吸引、团结、领导人民抗日，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因此，加强反腐倡廉，规范权力运行，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政府工作和公务人员廉洁用权，公正用权和限制腐败至关重要。新四军的这种“以法规制权力”的做法，无疑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借鉴意义。

反腐倡廉必须坚持政治教育常态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作出什么样的行为，人一旦贪意乍起，必然会伸手挟利。因此，坚持长效教育机制，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人生观、价值观，管住自己的心，就会预防腐败。这种以教育为警钟，律己为常态的办法，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抓手。在抗战时期，新四军和各民主政府坚持对党员、干部和公务人员开展常抓不懈的政治理论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案例警示教育的做法，成就了新四军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作风的铁军之基。因为“从政治上建立革命的自觉纪律”，用“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教育党员、干部，是锤炼全体革命者对革命无限忠诚”的最好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因此，重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是引导党员、干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营造全社会“政者、正也”良好风气的点金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