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 玉 生

（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仅以笔者收藏的“客饭证”、《新人生观》、《新知识》等数件革命文物，从一个侧面记录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点点滴滴。

一、从“客饭证”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文化：廉政制度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盐阜区行政公署印于民国三十年冬季的客饭证“贰餐”，上面写着“节约为了抗战，浪费便是罪恶”。底下有“粗”“细”粮二字。钤大红方印“盐阜区行政公署之印”和私印两方“曹荻秋印”、“李雪三印”。

盐阜区行政公署(简称盐阜行署）是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的抗日民主政府。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统一盐阜地区的行政领导，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至1945年7月，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盐阜区行政公署改为苏北盐阜分区专员公署，属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领导，盐阜行署下设秘书、民政、保安、财政、文教、建设等处和盐务管理局、法院，先后下辖盐城、建阳、盐东、阜宁、阜东，滨海、淮安、涟东、射阳等9个县级政权。 曹荻秋(1909—1976），四川资阳县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上海市市长、书记处书记。1939年起曾任鄂西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盐阜区党委书记、盐阜行署主任、苏北行署副主任等职务。1943年，日伪联军2万余进行“扫荡”时，他深入到群众之中，与人民患难与共，坚持抗日，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以后，曹荻秋在领导苏北人民坚持敌后斗争中做出了贡献。李雪三(1910—1992），河南修武县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总后勤部政委等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盐阜区反“扫荡”及合德镇、陈家港、阜宁、两淮等战役战斗。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之一的新四军，是久经战火考验一支“铁军”，正所谓“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意志、铁的作风和铁的精神”，其高度的纪律性和坚强的战斗力，关键在于按章办事。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盐阜区行政公署一成立就对客饭此类小问题进行了规范，明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他们的口号是“节约为了抗战，浪费便是罪恶”。古玩收藏讲究“流传有序”，此客饭证发现地在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区），说明那时的淮安属盐阜区行政公署领导，从盐城到淮安去的军政干部们不能“背着锅子下乡”，但是吃饭是有章法的，凭客饭证就餐。从一张小小的客饭证折射出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从小事做起，从制度入手。

二、从《新人生观》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在新四军的红色文献中，俞铭璜《新人生观》是一本心仪已久的书，一直未得，不久前在苏州文庙从扬州人的旧书摊上见有此书，遂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纳入我的收藏。摩娑着《新人生观》，才薄薄的52页，品相八成，没有版权页，只有“林县光明书店翻印”字样。并不是盐阜区原版出版发行的书，仅是林县翻印的书，经过70多年前的战火洗礼，此书也弥足珍贵，填补该书收藏的一个版本的空白。《新人生观》分三个问题：(一）人生观是什么；(二）人为何要讲人生观；(三）各种不同的人生观。俞铭璜在《后记》中说，“这是几年内演讲的稿子，初版之后又再版，作者记于1944年6月1日儿童节，通讯处苏皖边区政府转”。这是一本畅销书，是战争年代人生观的最佳读本。

“1940年10月，新四军渡江北进后，上海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社三家联合去苏北盐城设立大众书店，王益为经理，汤季宏负责秘密运送书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又调一些干部到苏中去开展书店和出版工作。……大众书店自己也出版了《新人生观》等书刊，翻印了列宁《左派幼稚病》等书。大众书店从1942年成立，一直坚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河南林县是红旗渠的故乡，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1994年撤县设市，称林州市，属河南省安阳市管辖。此书在晋察豫等地也十分畅销，说明了此书的不同凡响。俞铭璜（1916—1963），江苏如皋人，曾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两点论》、《人生问题讲话》（实为《新人生观》）等10余种通俗读物，是有名的“苏北才子”。早年他在苏中革命老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影响甚大。此书至今为红色收藏界视为“至宝”。《新人生观》，是他1943年前后针对青年知识界由于地处京沪附近，长期受到蒋、日、伪反动正统、封建迷信、奴化思想教育和宣传影响以及受到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而导致红十四军和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影响，对我党我军性质、特点、任务不甚了解，以致存有怀疑和忧虑、行动上持疏远观望甚至反对态度等具体情况，而撰写的一本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励志修养读物。1943年出版发行之后，很受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到1949年2月就修订重印了5版，该书第5版改写本，还添写了整个第二章，是俞铭璜阅读和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风与生产的论著以后，领会到“为人民服务”乃是革命的人生观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一位哲人说过，在历史的天平上人生只有两种，一种是高尚的，充实的，辉煌的，一种是卑琐的，空虚的，平庸的。那共产党人应当追求第一种人生，把眼光放长远，把精力关注在实干中，为党和人民书写人生的华章。新四军将士十分注重加强自我修养、廉洁自律。刘少奇政委曾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成为我党重要的廉政建设文献，《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以《论党》书名出版发行，影响极大。陈毅军长曾写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的著名诗句，表明了他注重廉政，既严于律己，又告诫他人的深刻认识和良苦用心。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陈毅“来人吃来物”故事就是一个例证。时下的廉政教育可以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中得到启示。应该说现阶段在廉政教育中的以案例的现身说法，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震动是很大的，值得继续推广下去。但是在新媒体的时代，如何做好入心入脑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廉政教育读本，或人生观的读本，至今并没有见到。廉政教育中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这是一种形式，还应与社会的文化教育、职业教育产生互动，这应成为今后廉政教育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三、从《新知识》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文化：廉政文化春风化雨，随影而行

在新四军中流传这样的话：两条半枪闹革命。一条枪是枪杆子，一条枪是笔杆子，半条枪是锄把子。在战争年代，把笔杆子提高到与枪杆子等同位置，可想而知，新四军指战员对文化知识、时事政治学习培训的重视程度。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随军书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38年初，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原来分散在赣、闽、粤、浙、湘、鄂、豫、皖八省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分编为全军的四个支队后，各个支队就迅速向长江两岸的苏皖地区挺进，军部领导机关驻扎在皖南泾县的云岭一带。新知书店武汉总店派朱执诚去部队办了一个随军书店。为了保证国民党统治区新知书店的安全，曾用过当时新四军臂章番号“抗敌”二字称抗敌书店，也称战地书店，后来统称随军书店。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专门组织人员从上海冒着生命危险辗转运来进步书籍，并且创办出版社，组建随军书店印行，廉政文化建设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与阳光、空气、水须臾不可分离的资源，与生俱来，随影而行。

早几年从常州的书友处淘到一本书陈伯达著《人民公敌蒋介石》，此书的内容暂且不论，况民国版的书居多，但是随军书店出版的战时图书孔夫子旧网上还没有发现。扉页上写着“华东新华书店随军分店第十中心支店翻印，一九四九年五月”，扉页的背面是版权页，写着出版者：“山东新华书店随军分店第十中心支店翻印，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出版”印数1万册。该书共185页，纸质发黄，让人想起1949年5月那个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随军书店也就在战火纷飞环境中相机而动。谭震林就明确指示“书店要随军行动”，“要充分做准备，待我军打出去时到新解放区开展书店工作”。新四军随军书店的传统和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藏品《新知识》杂志创刊号，该刊与第二期合刊(1943年9月20日出版）。有阿英的发刊词《“新知识”解》，设置栏目有：时事短评、湖文诗文选、报告文学、编后等。内有阿英撰写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一文，本身就是廉政教育的活教材。宋公堤是阜宁县县长宋乃德所修海堤，与范仲淹主持修筑的“范公堤”并提，成为苏北民众心目中的一座新四军丰碑，并到处传颂：“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还有珍贵的版画一幅《野间》(柔坚作），沈柔坚(1919—1998）福建诏安县人，曾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新四军从事美术创作，历任军部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组长，华东《大众日报》美术研究员等。

《新知识》编委会主编阿英在创刊号出版前向陈毅写了信，陈毅1943年7月5日自皖东来电：“阿英、车载、阑西诸同志：《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8月初，三师师长黄克诚又热心地指示：“《新知识》应以反法西斯思想与宣传民主为政治的方向。”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岁月，一批新四军文化人在盐阜区克服困难，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冒着生命危险在创办《新知识》，在中国革命文化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永远值得后人的纪念。《新知识》共出版六期，每期印数1700份，第一期原定于1943年8月1日出版，结果延至9月20日，只得出一、二期合刊，三、四期合刊是11月6日出版，第五期是1944年3月6日是，第六期因编辑部、印刷厂从阜东(滨海县）海边移往阜宁县益林镇一带，竟延至1945年3月1日出刊。

从新四军办随军书店和《新知识》杂志的情况看，新四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爱学习的军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新四军还在盐阜区发起成立“湖海艺文社”和“文化村”。阿英写成4卷本《盐阜民族英雄传》、五幕历史剧《李闯王》，《李闯王》剧本描写了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占北京后，由于主要将领牛金星、刘宗敏等被胜利冲昏头脑，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李自成又听信谗言，杀了功臣李岩，最后终于失败的故事。希望我们的同志“吸取这些历史教训，把它当作晨鼓暮钟来加以警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战争。我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民族斗争中，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到了更加成熟的地步。应该说这个历史的阶段是我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期、成熟期。在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他说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自觉的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来论述党的群众路线。

然而，在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有部分党员干部对我们党群干群关系，当前所凸显的一些新的趋势和方向把握不足。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党执政最大的优势和当前存在的危险认识不清，还有的对自己的角色的定位，角色的要求，角色的使命认识不清，缺乏忧患意识，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有的只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与群众的感情不深，在思想上情感上冷落群众，工作上远离群众，生活上漠视群众。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现在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包括奢靡之风这样的一些现象。也是导致了我们一些共产党员违背了角色的规范，出现了在角色扮演中的一些偏差，甚至是角色的失范。这些问题我们说虽然只是存在于少数的党员干部和党组织里面，但是却削弱了我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损害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一些形象，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在现阶段，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践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文化，来保持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